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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岁教师忆英语学习史:红色口号是启蒙
来源:南都周刊 作者: 2015-02-25 14:32:51

  【原标题】70岁教师忆英语学习史:红色口号是启蒙

  有人认为高考英语社会化后,标志着“英语热降温”,减轻过去对英语过分重视导致的对母语的轻视;也有人认为,削弱英语教育,对于中国来说是文明的倒退,是盲目民族自大情绪在作祟。著名的语言学家陆谷孙说:“我看现在权重调整可不是因为‘崛起’什么的,中国之大,我不相信有人会自恋到认为可以不学外语了。”教育部门迟迟不出台正式文件,所谓的高考改革动向无非是投石问路。可就这一块小小的石头,溅起的不是涟漪,而是大浪。

  英语学习是精英教育

  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,或是英语教育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。此后一百年多年,“英语”在中国的命运起起伏伏。

 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“钦定学堂章程”,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。

  1922年,民国政府颁布了“壬戌学制”。新学制参考了美国的学制系统,曾规定改学年制为学分制,英语学分在初、高中均居首位,与国文并列或超过国文。因国家层面上的重视,这一时期大师级的人物批量产生,如许国璋、王佐良、周珏良和李赋宁,他们均生于20世纪初,是非常稀少的、真正能当得起“外国通”称号的英语学者。

  1949年,中苏迎来了蜜月期,俄语力压英语,后者逐渐从课堂上消失,至1954年,从中学到大学,俄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。1949年时,全国尚有50余所高校设立了英语系科,但经过1952年至1953年的两次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,全国高校只剩下9个英语教学点。

  今年70岁的文洪炳,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(现为西南大学)英语专业。当他在四川江津县(现为重庆市江津区)读中学时,中苏的关系正在恶化,俄语逐渐失去了主宰中国外语教学的地位,英语开始回归。

  1960 年,上海编写出版了一套全新的英语教材,设计了听、说领先法,中国才开始学英语重词汇语法技巧之路。

  1962年,英语进入高考科目,《全日制中学英语》 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。那时的课本中有着时代的特殊印记:高中时的英文课有《半夜鸡叫》,周扒皮的故事。

  1964年,教育部将英语列为第一外语,并要求增加英语学习人数。

  1966年3月“文革”前夕,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回升到了74所。高校英语教师的人数也从1957年的1015人增加到1965年的4621人。文洪炳回忆说:当时的课本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,另外还有英美文学赏析等。西南师院的英语老师基本都是“海归”。

  红色口号是英语启蒙

  1966年下半年,全国高校基本停课。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被戴上了高帽子,拉到台上接受批斗。英语专业的学生分为好几派,同学们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,甚至用英语对骂。

  1968年,文洪炳与其他30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,被分配到了川东的铜梁县。在农场接受了一年多的“再教育”后,他被分到铜梁最偏远的双河小学。他想教英语,但校长说不开英语课,“你去教政治吧。”英语教不成,他成了全能教师,教过“工基”(工业基础知识)和“农基”,甚至还有样板戏。“其实我是门外汉。”文洪炳苦笑。调到平滩小学后,他终于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。

  没有课本教什么呢,只能教口号。“Long live chairman Mao”,毛主席万岁,“Learns from Daqing,Learns from Dazhai”,“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”,向大庆学习,向大寨学习,向雷锋同志学习。

  那是1971年。这所小学的孩子们,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完成了他们的英语启蒙。1973 年,文洪炳调入了县城的铜梁中学,但当时英语在中学教育中基本没有地位。课本的内容也比他1960年代早期读高中时“政治化”了许多,其中有一本第一 课就是“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”,马克思怎么学外语,那时候也没什么教辅资料。

 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英语学界的事情。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:“我是中国人,何必学外文,不会ABC,也当接班人,接好革命班,埋葬帝修反。”

  班主任告诉了校长,校长批评了张玉勤,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。几天后,张玉勤跳进了水库,自杀身亡。

  江青得知此事后责令调查。后来班主任和校长均被判刑,张玉勤被追认为“革命小将”、“优秀共青团员”。英语的地位因此变得更加卑贱甚至罪恶。它不但是“美帝国主义的语言”,还逼死了“革命小将”。

  英语招生只要求不是大舌头

  “文革”结束后的1977年,高考恢复了,英语分数比重由10%起逐年增加。1984年英语正式被列入高考主科。

  “英语教师的缺口太大了,”文洪炳被借调到一所师范学校,筹办英语速成班,教育局长心急如焚,“读一年两年都可以,读到能够教书就行。”这些未来的英语教师,在入学面试时,考的不是英语,“让考生用中文念报纸,或者唱一首中文歌,招学生的标准就是发音清晰,不是大舌头就行。”

  这一年,小学刚毕业的金利民考入了天津外国语学校,学习了5年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了本硕学位,后在剑桥大学读博,归国后一直在母校的英语专业担任教职。现在,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。

 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没有什么英语视听资料。金利民所在的天津外语学校还算不错,有一台录音机,是那种转盘式的大家伙。大一的时候正流行卡朋特,她也买了两盘,“连个歌词都没有,肯定是盗版,听了无数遍,愣把歌词听出来了,实在不明白的就去找老师,老师听不明白就去找外教。”当时的北外英语听力教学几乎完全是靠老师课堂上教,基本没有其他可用的视听资料。“北外号称英语教育领军的地方,我想,别的地方的情况只会更差。”同学们很期待周末。因为学校每周都会在食堂播放一部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电影。“没有字幕,听起来很吃力。”

  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下海潮。北外英语专业当时有一个师资班,班里有8个学生保送研究生,目的就是为让他们读完之后留校,“到了毕业的时候只有4个留下,其他都去海南、深圳等地方了。”有学生曾经问她,金老师你英语这么好,干吗要留学校不出去挣大钱啊。“那会儿就觉得你外语好就得出去上公司挣大钱,我们同事都被问过这样的话。”

  学英语全靠分数说话

  文洪炳也深切感受到了社会对英语的重视。亲戚朋友不断登门,希望能给孩子“开小灶”补习英语。走遍天下都不怕,追捧“学好ABC”比“学好数理化”更为有用。

  1992年,朱勇从扬州考入北京师范大学。现在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副教授。

  “我们是从1985年开始学英语,那个时候,无论是老师和学生基本都认为学英语是为中考和高考准备,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为了将来跟外国人交流。甚至到了大学这种意识还不强,就是为了应试,和余浩一样,那时我掌握的也是哑巴英语。”朱勇说。

  在英语教学市场化之前,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还是课堂,主要目的为了升学考试,强调词汇、语法,却不深究思想和文化,听说方面的能力远逊读写,尤其是有农村背景的学生。

  来自湖北黄冈的陈庄,中学时也是英语尖子。“但在一切以考试为指挥棒的环境下,英语成了笔头上的功夫,听力一般、口语难以见人,现在想来滑稽可笑,但当时自我感觉不错,毕竟成绩摆在那儿,靠分数说话。”陈庄直到读了大学英语系,方才体会到英语的原汁原味。系里有一门课叫“基本技能”,授课老师有的来自耶鲁等名校。“同为年轻人,什么都好交流,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,去美国留学。”

  1993 年,俞敏洪的新东方外语学校顺时而生,很快成为语言培训的航母;3年之后,李阳也推出了“疯狂英语”,在广场上数万人聚集喊着口号式英语,用“疯狂”二字形容当时全社会的英语热,倒是很贴切。

  狂热也造就了庞大的市场,根据教育部调查,目前中国有近3亿人参与英语培训,英语培训机构超过5万家,市值超过300 亿。

  寻找英语活过来的方式

  1990年代初开始,很多人都意识到英语如果和当时的热门专业,比如法律、金融、经贸、新闻等结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,就业的优势会大很多。

  当时读大三的周涛(化名)是金属材料和热处理专业的,他选择了最受欢迎的科技英语辅修。毕业后直接进入航天部的外贸公司,他后来辞去公职,凭借外贸背景和出色的英语能力考取了加拿大Ivey商学院,成为一家投行的掌门人。

  “英语一旦只与考试和分数联系在一起时,那学的肯定是空壳和皮毛,而一旦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或安身立命联系起来时,英语才算是‘活’了过来。”陈庄感慨说。目前他已定居英国,就职于一家全球知名的新闻机构。

  随着现在英语已成全民教育,但凡有过基础教育的,或者通过商业机构培训过的,英文能力已经能适用大部分的工作需要,纯英语专业的普通毕业生甚至成为最不好找工作的群体之一。

  如果说,改革开放前的英语还是“寄居”在中国,这之后,英语获得了“国民待遇”,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把它跟这个国家剥离。不以文化为基础的英语教学市场如此火热,越来越多的考核体系被英语捆绑在一起,向英语动刀的消息也随之而来。

  2013年10月21日,北京市考试院公布《中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》:拟从2016年起,中考英语分值由120分降到100分,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。事实上,北京对英语动刀并不是第一家。早在2008年,江苏省就已经下调高考英语总分。

  在全国层面,去年1月,教育部下发的“一号文件”,就明确表示要研究英语一年多考的实施办法。之后,“2017年英语退出高考”也甚嚣尘上。

  英语也许又要拉开新的面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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